2006年3月1日人民法院报四版《西安一高工侵犯商业秘密被判刑》一文报道，2月28日上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曾任高级工程师的被告人裴国良，因犯侵犯商业秘密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裴国良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冶连铸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经济损失1782万元，二被告人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 。
据文章中西安中院介绍，被告人因侵犯商业秘密被判有期徒刑，这在陕西省还是第一次；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被判赔偿经济损失1782万元之多，这在全国也很少见。
其实，作为一名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民事法官，我更关注的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程序。
司法实践中，因涉嫌犯罪而引发的民事赔偿问题，我国刑事诉讼中特别设计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加以解决，如果没有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可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
关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确定了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其中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一般认为，知识产权受到侵害不属于最高院规定第一条中“人身权利或财物受损害”的情形，因而不能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个人以为，虽然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均为公法上的救济措施，但刑事诉讼是为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而创造的典型公权救济制度，而民事诉讼是为保护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而设计的一种私权救济制度。两种制度并存于社会生活且相互独立。但基于公权优于私权以及效率优先的考虑，对于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的救济途径，刑事诉讼法中特别设计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即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引起的损失赔偿问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之处即在于它不仅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同时也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这使得刑事诉讼制度与民事诉讼制度又产生了重叠。一般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就是民事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它根本解决的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
我国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及规定将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局限于人身权利或财物遭受物质损失的范围内，这是由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立法理念有着根本的不同，而附带民事诉讼需要依附于刑事诉讼程序，加之立法技术的原因，使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带有许多限制条件，从而决定了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可能解决与刑事诉讼密切相关的所有民事纠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符合附带民事诉讼条件的纠纷就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民事诉讼的外延和内涵显然远远大于附带民事诉讼，如果被害人需要解决的纠纷包含完整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要素，被害人完全有权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要求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赔偿，我们不能以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法律漏洞否认该民事纠纷的可诉性。
因此，个人认为本案诉讼程序似乎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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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经济纠纷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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